《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系列丛书

过常宝 主编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对何以中国的知识观念与文献生成进行学术探源

还原早期中国古典传统的形成及发展历程

展现中华文化经典的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脉络

丛书简介

早期中国的知识观念与文献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蕴藏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源头活水。本丛书对早期中国知识、观念和文献之间逐层推进、相互影响的关系进行结构性的研究，提出“中国古典传统”这一重要学术话语，揭示了早期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成熟过程，对早期中国主流文化的系统研究和创新性阐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丛书列表

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303-29652-1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殷商西周卷	林甸甸 著	139.00
978-7-303-29636-1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春秋卷	侯文华 韩高年 过常宝 著	126.00
978-7-303-29633-0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战国卷	刘全志 著	118.00
978-7-303-29634-7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 ·秦汉卷	曲利丽 过常宝 田胜利 张朋兵 著	126.00

主编介绍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文学院院长、河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协民间文化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化研究。著有《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楚辞与原始宗教》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分册介绍01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殷商西周卷》

林甸甸 著

定价：139.00元　　

ISBN：978-7-303-29652-1

内容简介

本书对殷商西周时期的知识、观念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在各类制度性背景下，对这一时期知识、观念和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性研究。本书探讨了这一时期甲骨刻辞、彝器铭文、“书”类文献、诗的创制、易占文献、祝告话语等七种重要类型文献的生成、结构形态及文化功能，阐释了“中国古典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本书将殷商西周时期的文献生成和传播过程视为一种话语实践，论述传世文献中来源不同、功能各异的话语要素，还原其作为仪式文本或职事文献的本质。本书将文献置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有助于了解殷商西周时期的知识观念、制度理念和文献生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本书的论述，还有助于了解早期中国古典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

林甸甸，1986年10月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殷商西周的文献、文本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著有《上古天学知识及文献研究》，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分册介绍02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春秋卷》

侯文华 韩高年 过常宝 著

定价：126.00元　　

ISBN：978-7-303-29636-1

内容简介

本书对春秋时期的知识、观念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在各类制度性背景下，对这一时期知识、观念和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性研究，探讨这一时期不同知识、观念、制度，如天学知识、礼乐制度、史官文化、“立言不朽”观念、崇古观念、军事知识、刑罚观念与其相关文献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述春秋时期文献的生成和发展与其时文化群体知识的增长、观念的发展的因果联系。本书将文献置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有助于了解春秋时期的知识观念、制度理念和文献生成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本书的论述，还有助于了解早期中国古典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

侯文华，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及其文化渊源》，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孔子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多项。

韩高年，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城市学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甘肃省首届“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等。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简帛文献与文化研究等，出版有专著《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演变研究》等20余种，在《文学论评》《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160余篇。成果多次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等。

过常宝，内容同主编简介。

分册介绍03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战国卷》

刘全志 著

定价：118.00元　　

ISBN：978-7-303-29633-0

内容简介

本书对战国时期的知识、观念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在各类制度性背景下，对这一时期知识、观念和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性研究，论述战国“百家之学”的生成与著述、历史知识与史书文献体系的建构、儒家知识观念与“仁”的衍生、“道”的阐释及其成为最高范畴的过程、《太公》文献的形成与制度根据、阴阳家知识观念与文献的形成、阴阳家知识体系与诸子的互动、战国时期文献的类别与构成等重要内容，揭示各类知识观念与文献如何随着战国士阶层的崛起获得空前的自由和活跃。探讨战国知识界在传承各种知识观念与文献的同时，又如何创造出新的、不同类型的知识观念，以至新的文献不断形成并得到系统化建构的过程。本书将文献置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有助于了解战国时期的知识观念、制度理念和文献生成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本书的论述，还有助于了解早期中国古典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

刘全志，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献与文化思想研究，侧重于出土文献与早期典籍的阐释与传承研究，出版专著《先秦诸子文献的形成》，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学评论》《哲学与文化》（A&HCI收录期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

分册介绍04

《早期中国知识观念与文献的生成·秦汉卷》

曲利丽 过常宝 田胜利 张朋兵 著

定价：126.00元　　

ISBN：978-7-303-29634-7

内容简介

本书对秦汉时期的知识、观念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在各类制度性背景下，对这一时期知识、观念和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性研究。本书分别从秦汉时期知识观念的衍生与定型、《吕氏春秋》的知识融汇及体系建构、儒生的道统重建与经典阐释、董仲舒的《春秋》阐释与“大一统”思想建构、司马迁的世系和统系建构与《史记》的历史书写、汉大赋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文学阐释、谶纬文献的形成与神秘文化思潮、以图叙事传统与图像文献的创制等几大核心主题展开论述，探讨秦汉士人、经学家、史学家乃至民间社会对前代知识、观念、文献的接受，新知识类型和观念形态的生成方式和过程。本书将文献置于历史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有助于了解战国时期的知识观念、制度理念和文献生成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本书的论述，还有助于了解早期中国古典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

曲利丽，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两汉之际文化精神的演变》，在《史学集刊》《中国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过常宝，内容同主编简介。

田胜利，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汉代焦氏林辞研究》，在《文学遗产》《孔子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张朋兵，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图像文献与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战国两汉文本形态与图像关系研究》，在《东南大学学报》《史林》《新亚论丛》（香港）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

精彩章节

总序

过常宝

从西周初期的“制礼作乐”到西汉中期的“独尊儒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得以建立，文献在这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主要基于文献得以建立。战国以前，文献形成于特定的职事，话语也主要是职事行为；春秋时期，职事文献被经典化，成为一个可以依据的传统，为社会性话语提供合法性，话语则面向当下的文化建设，使得经典具有合理性。职事以及与职事关联的某种方式是制度性因素，它们与文献、话语方式一起大体能勾勒出中国早期文化构成方式和发展路径。就历史文化而言，最为突出的还是知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体系。知识观念是时代理性和精神的显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上古时期，它与文献活动的关系更为紧密。所以，在制度、文献、话语基础上将研究扩展到知识观念的维度，也就是从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扩展到内容和意义分析，可以使上古文献文化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基于以上构想，笔者于2011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并组织了学术团队，在诸多师友的鼓励和学生们的努力下顺利结项。本书即是在项目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完成的，下面简单介绍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大致内容。

一

先秦文献和文化关系研究的制度之维，是说春秋之前的文献文体的形成并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继承和创新”，而取决于文献背后的职事制度、职事权利和职事行为方式。战国诸子文献虽然不是职事文献，但起始于对职事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对职事文献的模拟，并以此获得话语权，形成特定的价值导向和形式特征。也就是说，在上古时代，以职事传承为基础的包括价值、权利、表达方式等在内的文化传统，是影响文献“意义和方式”的制度性因素。

比如《春秋》这种“断烂朝报”式的叙事体例，刘知几认为是出于对文章风格的追求，所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史通·叙事》），但这显然不能服人。从职事文献这一理念出发，《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谓“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这一记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告”就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普遍行之的告庙仪式。诸侯国何事需要告庙？为何要到鲁国告庙？来告的诸侯国史官和鲁国史官在告庙中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这一仪式的著录规则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对告庙文献的形成、形态和意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鲁国宗庙周期性的集中呈告制度，导致了这些告庙文献的季节性排序。这就是《春秋》的原始状态，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同样也会影响告庙制度。史官们借告庙载录宣示自己对一些人物或事件的价值判断，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借助巫史传统和仪式所赋予的神圣权利表达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从而使得《春秋》成为一部过渡性的文献，其神圣性保证了它的合法有效，因此它才能成为意识形态的经典。史书的这种神圣性质和书法原则的制度基础，正是史职的宗教性质、史家传承方式和告庙载录制度。

再比如《老子》，被认为是一部个人创作的哲理类文献。通过对《老子》各章结构的大致分析可以看出，《老子》在“章”的结构上是由三个层次的文本构成的：格言类的“语”文本、阐释性文本、指导“圣人”（或“侯王”）的应用型文本。因此，可以判断《老子》是一种职事文献，或由职事文献演化而来。能够训诫、指导“侯王”的职事，在春秋之前应该是太祝。现存《逸周书·周祝解》在文本结构和训诫功能上与《老子》相同，则《老子》是祝官文献。从禽簋铭文可推知，周代最早的太祝应该是周公。周公摄政称王，对成王和所分封诸侯都有训诫之辞，见诸《尚书》诸诰。《大戴礼记·公符》记载了周公命祝雍祝王，祝雍之辞为“使王近于民，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亲贤使能”，这是一则典型的训诫之辞。成王在周公死后一再申述“周公之训，惟民其乂”，并要求能“弘周公丕训”（《尚书·君陈》），即认同训诫制度是一种值得继承的职事权利。《周礼·大祝》记大祝掌“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的“六祝之辞”，此为祭祀鬼神所用；又掌“通上下亲疏远近”的“六辞”，其中的“命”“诰”“会”等则是“以生人通辞为文”（孙诒让《周礼正义》），实际上是在宗教背景下的训诫之辞。春秋时期，祝史地位下降，加上“立言不朽”文化的浸染，祝官采用汇集“语”的形式延续自己的训诫使命，这才有了《周祝解》《老子》这样的文献。

战国诸子文献虽然是个人或集体的创作，但其合法性和文本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依赖过去的职事文献或者受其影响。如《孟子》主要为问对体，其内容和体制都与上古咨议—谏诫的政治传统相关。《尚书·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都有君臣问对的记载，以大臣为主体，往往有对君王的训诫之辞。周代的此类文献，则见于《逸周书》中的《酆保解》《大开武解》《小开武解》《寤儆解》《大聚解》《大戒解》《本典解》《官人解》《祭公解》等，除了最后一篇为祭公对周穆王之问外，其余皆为周公对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之问，也都包含有训诫意味。以上文献不尽是实录，可能出自后人的整理、增饰，但关于周公训政的史实应该有其根据，对于孟子来说则是一个切实可据的传统。孟子也正是依据这个传统，以周公为榜样开展自己的游说—劝诫活动，并形成了包括“问、答、谢”三个部分的问对体文本。

可以说，中国最初的文献是职事的产物，文献的内容、风格、形态受到职事方式的制约，紧接着职事文献之后出现了模拟职事文献。因此，对职事制度的研究是我们理解中国早期文献生成及其形态的关键所在。

二

先秦文献和文化关系研究的话语之维，是我们理解文献文化功能、文化价值的关键所在。职事文献所体现的是该种职事的性质和功能，而我们更关心的是它谋划或反映现实的权利和方法。《春秋》是春秋史官的告祭载录，但却能体现春秋史官以其职事为依据裁决社会的权利和方法。也就是说，职事文献往往包含着纯粹的职事行为，以及以此为根据的溢出职事之外的社会话语权。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专业性职事之中，甚至工匠、优人也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发表政见。由宗教向世俗化发展的过程中，士大夫必将取代神职人群的文化地位，但新的话语权必须假借早先的职事传统才能被社会接受。首先是对观念和内容的假借，这当然是有选择的，或者是经过了重新阐释的；其次是对文献形态或话语形式的假借，包括征引、模仿等，这就形成了不同的话语方式，形成了多种形态的文本。

宗教时代的话语权来自神灵信仰。商王盘庚可能是因为自然灾害而计划迁殷，但遭到普遍的反对。于是他召集臣民，云：“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又云：“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尚书·盘庚》）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盘庚作为王并不能直接惩罚臣民，但他却可以在祭祀自己的祖先时同时祭祀臣民们的祖先，并在祭祀过程中汇报他们的子孙的作为，从而通过他们的祖先对他们施加严厉的惩罚。宗教盛行的殷商时代，最为直接的关系是天人关系，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以神灵为中介的。彼时，诸侯或归附方国将自己祖先的祭祀权交给商王，陪祀商人先祖，而商王亦凭此祭祀权来控制诸侯或方国，由此标志着现实政治关系的成立。所以，作为商王的盘庚对臣民的惩罚也是假借祖先神灵来实现的。祭祀权意味着话语权，假借神灵则是宗教文化最为典型的话语方式。

这一话语方式在西周礼乐文化中得到延续和变革。周初，周公在改革殷商宗教礼仪、创建周代礼乐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宗教思想、政治思想，使得中华文明走出蒙昧，理性内涵大大增强。周公的思想观点主要见于《尚书》诸诰。“诰”由“告”衍变而来。“告”即告祭或告庙礼，它是一种单独的仪式，但也存在于各种祭祀仪式之中，从殷商一直延续到周朝。周公之“诰”乃是假借神的权威来训诫君臣子弟。诰辞的一个标志性的用语是“王若曰”，白川静认为甲骨文“若”像一个长发者仰天而跪，双手举起作舞蹈状，那么“诰”就是在仪式状态中假借神灵的名义进行的，它是周公制礼作乐而形成的新的礼仪或仪节。所以，周公的话语权仍来自仪式，是一种职事行为。到了春秋时期，巫史祝官地位下降，也就丧失了诰教王臣的权利，转而采取“微言大义”的方式，在职事载录规范下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春秋》。在周公礼乐思想的影响下，周代形成的多种宗教或仪式文献，《诗》《书》《易》以及礼乐文献等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精神，这为理性文化和世俗话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宗教职事及人员的话语能力大多丧失，世俗士大夫成为文化主角，他们对话语权有着迫切的需求，于是提出了“三不朽”的理论，其目的在于为“立言”张本。那么，世俗阶层如何取得话语权呢？春秋士大夫提出了“信而有征”的话语方式，也就是通过征引《诗》《书》《易》以及礼乐将自己的言论与传统职事关联在一起，从而获得话语的合法性，取信于社会。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通用的方式，它也解决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由神圣职事向世俗士大夫过渡的问题。春秋时期的“立言”主要见于《左传》《国语》以及出土文献《春秋事语》等，“立言”风气导致了记言文体的繁荣，“信而有征”的话语方式将神圣职事文献转变为世俗经典文献，于是另外一种话语方式——经典阐释也就应运而生。《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外，孔子的教学活动还涉及《诗经》《春秋》《尚书》等，都会形成一些阐释性文献。“征引”和“传释”实际都是将自己的话语权追溯到职事文献。“征引”是“立言”者自立己意，“传释”则强调一切思想来自经典，虽各有偏重，但都有着意识形态创新功能，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两种重要的话语方式。

从“立言不朽”到“百家争鸣”，世俗理性全面取代了宗教信仰，士人成为话语的主体。孔子立于这一文化转折的关键点上，他所开创的课徒、游说君王、著述等方式成为战国诸子的新职事。诸子为了适应和缔造新的政治关系和文化形态，创建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立言”时代。但诸子仍必须要解决话语权和话语方式问题，按照中国上古文化思维的逻辑，它们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仍然需要从传统中获取。儒家和墨家是最早出现的两个学派，都受宗教祭祀传统的影响。儒家着眼于宗庙祭祀，从这一职事中汲取了“亲亲”“里仁”“孝”“崇礼”等明显具有宗法特征的价值观念；而墨家则着眼于郊祀仪式，讲“天鬼”“大同”“朴素”等。儒家和墨家因踵武两种不同类型的祭礼，而形成了两套差异极大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庄子》一直被认为是个性化的思想创造，但《逍遥游》开宗明义地列举《齐谐》和其中的鲲鹏故事，又在《寓言》中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则《庄子》依古优传统立言，所谓“卮言”（酒边之语）即优语。《庄子》文章排列汗漫无稽之故事，立论常在有无虚实之间，重启发而非说服，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话语方式，皆与优语传统有关。诸子文献显示了逐渐远离传统而自铸伟辞的发展过程，后期的《荀子》《韩非子》等可能较多地依赖学术或著述传统，而非职事传统。

早期职事文献的合法性及其文化功能，都源于宗教和礼仪；诸子及其他世俗文献以职事文献为经典，通过征引、模仿、阐释等方式间接获得合法性。不同职事的文献形态实际上也就是其话语方式的体现，文献的合法性、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话语权和话语方式。

三

以上研究方法，形成一个“职事—话语—文献”的研究模式。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曾以这一模式对先秦各种文献形态诸如彝器铭文、诅盟辞及《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墨子》《庄子》《荀子》《战国策》《山海经》《史记》等作出了新的阐释，揭示了这些文献赖以形成的文化动力、传统以及文体形态、文化功能等，并重新阐释了与职事、话语、文献相关的一些历史或文献现象诸如周公称王、经典化、乐教与诗教、实录与虚饰、春秋赋诗等。由于比较关注文献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用，所以也涉及一些学术史、思想史等问题。如春秋中晚期，以贵族大夫为主体的“君子”成为文化舞台的主角，他们以“信而有征”的话语方式借原史经典为现世立法；孔子承前启后，通过删述《春秋》假借史官的话语权来评判历史、垂法后世，以师道、学统的构建替代了史官的职事传统。这种自觉的传道意识，在孟子那里发展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道统谱系，并在后世引发了司马迁“本诗书礼乐之际”而当仁不让的著述姿态。显然，道统观念以及上古各流派思想都与某种文献、话语方式、文化实践有关。所以，深入探讨上古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形成也是丰富“职事—话语—文献”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比起当代从学科范畴着眼的研究，从“职事—话语—文献”模式出发的观念研究更贴近历史事实。比如，“诗言志”一向被认为是古人对诗歌本质或功能的表述，但这个观念在其早期只是一个话语命题。由“诗言志”衍变而成的“赋诗言志”“信而有征”“诗亡隐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系列观念，是早期儒家话语体系建构的产物。“诗言志”的原初含义就是在宗教仪式中通过“诗”沟通天人，传达特定的宗教意愿，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特而有魅力的表意传统，启发了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和“引诗言志”，使得“诗”由礼乐文献变成世俗话语的经典，士大夫借“诗”以言己“志”。在以上观念中，“诗”和“志”不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孔子诗论》所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立足于教诗实践，将“诗”从礼仪乐舞中独立出来，将“志”从情志合一的宗教意愿中分离出来，并将“志”完全赋予“诗”。“诗亡隐志”确定了教“诗”、论“诗”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使得“诗”阐释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式。孟子认为，完全依靠“诗”来构建整套价值观念体系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希望破除对“诗”文本的迷信，更好地发挥“说诗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意逆志”即“意”在“志”先，以“意”会“志”。“以意逆志”表明“说诗者”之“意”与古诗人之“志”地位相当，因此此处的“说诗者”只能是今之圣人。孟子自认为是仅次于“王者”的“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所以他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孟子的“诗言志”，就是先圣后圣凭借“诗”而相互印证。“以意逆志”赋予“说诗者”更大的话语权。汉代《毛诗序》借鉴了荀子的“乐教”理论，认为“诗”发自古圣人的情志，能向下感染民众的情志，这就是教化；诗人的情志亦可能由现实触动，“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由此而形成了向上的感染，这就是谏戒。由于《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论述“诗言志”，认可以诗抒情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因此也就鼓舞了后人“作诗言志”，开启了中国政治抒情诗的门径。以上系列观念都源自“诗言志”，它们是大夫君子意识形态创新和话语自觉的体现。

如福柯所言，知识、观念是由话语所构建的（《知识考古学》）。所以，在“职事—话语—文献”模式中加入“知识观念”这一环节有其逻辑的必然。不过，要在理论层面明确“知识观念”所扮演的角色，还需要对其总量、类型、功能等有更全面的分析，然后才能搭建一个“知识观念—制度—文献”的三维文化模型。在这个文化模型中，“知识观念”是“文献”生成和发展的基础，“文献”产生于“知识观念”生成、发展、传播的过程之中。随着“文献”的阐释和经典化，它又为新兴“知识观念”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合法性依据。当然，“知识观念”并不直接凝结为“文献”，知识主体在相应“制度”（包括宗教信仰、职事传统、接受传统等）规约下发出的寄寓其理想要求的“话语”是将两者绾合起来的关键因素。

四

基于以上的设想，本书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对特定时代知识、观念和文献三方面整体状况的描述；二是在制度性背景下对特定时代知识、观念和文献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探讨上古文献生成、内外结构形态及文化功能，并进而构建出“知识观念—制度—文献”三维结构的文化模型；三是描述这一文化形态从商周到西汉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本书分四个历史阶段对以上内容进行了论述。

殷商行巫政，关于宗教和祭祀的知识观念是这一文化的主要内容，甲骨卜辞则是这一文化的典型文献。对甲骨上的“记事刻辞”以及卜辞各部分的行款、性质、功能和互文关系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中古早期文献在其形成阶段的意义和方式。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开展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引导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转变。“神道设教”是其最重要的话语方式，新的知识和观念体系由此得以建立，知识类型和观念形态也都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彝器铭文因器物、宗庙和宗法的制度性变革而有所创新；天学知识、星占和物候占知识被赋予新的内涵，其中的时序意识对史官文献和阴阳家月令文献有着重要的影响；礼教文献开始出现，通过对“命”“诰”以及《颂》《雅》中的知识观念和文本形态进行分析，可以考求“书”和“诗”的仪式性来源，探索它们“神道设教”的具体模式和独特的话语功能，并对它们的演变机制作出细致的描述；两周之际占卜礼俗和观念的改易，使得筮法文献、“梦书”以及祝告辞等都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它们与诗、书、铭文等有了更多的互动。可以说，西周文化在革新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文献文化的新传统，“神道设教”作为一种新型的话语方式，为这一新文化的知识类型、观念体系和文献形态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天学知识的发展导致“天命”观念发生变化，地球“暖期”的到来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关于土地的知识和意义更加丰富，咨询制度、讽谏制度、议政制度离仪式越来越远。《春秋》和《左传》是史职的两种形态：前者保持了仪式用辞的规范，却发展出微言大义的讽谏方式：后者以因果关系构建政治伦理，却离不开对礼仪背后的宗教精神的依赖。春秋史官将载录由宗教行为改造为见证和褒贬现实社会的方式，使文献成为引导社会、介入政治的一种有效手段。“君子”开始从巫史手里接过话语权，但话语资源仍然来自前代文献，这就是“君子立言”中的“信而有征”。他们从古事、古训、古制和古礼中寻求话语资源，通过歌唱、赋诵、解说、征引等方式将《诗》《书》等经典化。“君子”的“立言”兴趣使得“语”作为一种文献样式在春秋晚期得到较快的发展，产生了如《老子》《国语》等经典文献。此外，兵法和法典类实用性文体的出现显示春秋时期经验性知识开始独自发展。春秋是史官和君子的时代，也是传统巫史文献第一次经典化的时代。

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在社会制度层面彻底崩坏，缺乏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制约的各类知识和观念系统都失去了确定性。宗教、礼乐、历史知识仍然是思想的起点，但经过儒、墨、道等不同学派的解释，被改造成新的不同的知识类型。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形态各异的观念体系，新的文献大量产生，文献传播空前活跃。《左传》《国语》《系年》《春秋事语》等文献的书写或编订，显示了史官文献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出现了私家著述，历史叙事由此走向新变。在礼乐秩序的重建中，早期儒家学者通过阐释既有宗庙祭祀制度凝练“仁”的价值。与热心于礼乐价值的儒家相比，道家学者更强调对超越之“道”的追寻。他们致力于将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把“道”提升为宇宙的本体。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被不断引申、阐释、丰富，形成了新的知识体系，并对其他学派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战国时期的“百家之学”在文化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层次上有所分工，形成事实上的协作关系，并构成文献体系。战国时期出现了跨学派、跨体系的知识、观念反思和总结性著述，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反思和总结再次促使着具有近似知识形态和趋同价值观念的文献的汇集、整合，以至形成其后秦汉社会认同的文献体系分类。战国诸子在话语方式上作出了多种尝试，大大开拓了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秦汉时期，大一统政治引导着文化建构的方向。秦汉士人一方面延续了战国士人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又积极整理、融汇着各种知识观念，使得知识观念和文献再经典化，形成大一统的知识和观念模式。这一特点体现在《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汉初士人以“过秦论”为中介，开展了道术与帝制的初步互动，最终使得儒家经学成为国家话语形态；董仲舒的《春秋》阐释学以“大一统”为旨归，通过“辞指论”等特殊方法形成了新的知识和观念体系；“春秋决狱”这一个案突出地显示了公羊学家的理想和局限，也充分展示了儒家经学阐释学的方法和特征；谶纬是公羊学发展的另一个极端，它以天人相感为逻辑始点，通过灾异和祥瑞彰显天人相感的各种具象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转接和深化，五德终始与帝王谱系的构拟和神性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神秘主义知识体系。司马迁以一己之力熔铸史官传统和诸子传统，并以世系、谱系、统系的建构回应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道统和“大一统”政治的诉求，唤醒了一个遥远而有力的话语传统。对画像石的研究提示了与文字文献相并的另一个表意传统，在汉代，它更能体现民间社会文化的内涵和形态。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先秦文献的经典化，使汉儒有条件创造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类型，体系更为精密、宏大，充满了理想色彩。

五

清理各历史阶段知识观念和文献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古时代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文献经典化、表述方式、影响和接受等，并通过类型和个案研究方法分析知识观念、制度、文献三者的影响关系，构建出不同时代的“知识观念—制度—文献”三维结构的文化模型，揭示出不同文化因素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条件和方式，这是一种新型的文献研究方法。虽然本书并不着重讨论话语，但话语一直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也只有付诸话语，才能理解知识观念、文献的生成机制和文化功能。

在这个文化模型中，文献的经典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献经典化有赖于其所蕴含的知识和观念的原创性、有效性、开放性。殷商到西汉中期是中国文化由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转型的时期，新的知识和观念不断涌现。但大多数新知识、新观念都是对传统的继承和改造，体现出延续性特征。西周初期，在“神道设教”的口号下，前代宗教信仰和祭祀、占卜仪式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承，但其内容和功用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国诸子也都有前代的知识和观念的依据，即使是标榜自然的道家和实用主义的法家也不例外。西汉公羊学也是利用前代知识、观念和文献完成了新的政治和伦理体系的构建，此即儒家强调“君子立言”需“信而有征”的意义。文献的传承性特征除了表现在知识和观念上，也表现在话语方式、文体、风格等方面。这些文献特征不能仅仅被解释为创作论意义上的影响，它体现了话语的内在合法性的要求，是一种文化建构意义上的特质。

以往的文化研究往往以“事实—思想—价值（规律）”的模式来进行，虽然能够指出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但在文化功能、成长模式及合理性方面则有所不足。“知识观念—制度—文献”这一理论方式包括了自直观反映到理论反思、自社会大众到文化精英、自职事行为到学术方式、自历史存在到合法性存在等多个层面，能够典型地体现上古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这一模型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它既有共时性关系的描述，也有历时性发展的展示。本书关注这一模型中各文化因素的独特功能，意在揭示上古文化的成长机制和调整机制。文化现象是复杂的，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因素如民间习俗、审美观念、物质发明与形态、政治体制等，由于研究者的学识、研究框架不够完备、著述体例等制约，都还难以完全纳入这个体系中。此外，本书所涉及的文献文化现象众多，又是假众手完成的，在具体个案方面的研究用心较多，而在体系化、整体结构等方面还不够均衡、严整，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琐碎，颇有不足之处。要更加全面而生动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形态，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和修正，使其逐渐完善。

本课题从立项至今，已经超过十个年头，学术界关于上古文献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学者们的理论视角远较过去开阔，尤其是一些借助各类出土文献的研究，使得先秦文化、文献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更加细致、更加凿实的面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由于本书完成较早，而没能下决心作较大的增改，甚至未能包含作者们自己的最新成果。这是一大缺憾，也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